既传承百年历史经验，又推陈出新。
比如圆周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最初计算出圆周率近似于3.14，而中国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将其精确到了小数点后7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不分轻重缓急，僧多粥少，财政资金只能天女散花。
我举上面的例子，无非是想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创新是一连串事件，而源头是基础研究。创新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过我不打算对具体的创新过程作分析，而重点讨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关系。可无论圆周率如何精确，皆属于发现而不是发明，因为即便今天科学家没有发现它，圆周率也客观存在。第三，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必搞所谓年度量化考核（如论文数量等），对暂未取得成果的学者，要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在一定时期，政府财力总是有限的，仅就科技创新来说，希望得到财政资助的项目也很多。
而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财政就应该收缩战线，重点资助基础研究、杀手锏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将民用技术创新推向市场融资。顾名思义，发明是指以前没有的技术（产品），而现在创造出来了。第二，推动生态出海，共创数字命运共同体。
在社会治理领域，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有效提高了政府精细化治理和服务能力，特别是在重大公共安全和应急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6月通过的《数据安全法》明确提出，要围绕数据跨境安全和自由流动，积极参与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在金融等服务领域，数据要素和区块链、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挥了信息挖掘和匹配功能，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和赋能作用。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第一，推动全球数据治理，兼顾数据安全与跨境流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发挥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当前，为了实现我国从数字大国向数字强国转型升级，我们应当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在农业发展领域，高精地图、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数字技术助推农业精细化管理和农产品线上营销。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竞争新高地，并正在成为重新定义一国经济实力的关键力量。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世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态势的研判，提出我国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明确要求。
第二，推动生态出海，共创数字命运共同体。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发展数字经济拓展到乡村领域。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是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数字经济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制定多个相关规划和政策文件，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不断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方向，有效引领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针对数据安全治理不力、数据价值释放不充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行业间区域间人群间数字鸿沟有待弥合，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企业运营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完善等问题，我国颁布了《网络安全法》《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等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对个人数据权益和隐私安全的保护。
在其他领域，数字技术也不断赋能从信息化治理向数字化治理转型。在制造业发展领域，工业互联网在供应链的研发设计、制造生产、市场匹配等环节发挥巨大作用，提高了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
同年12月，为拓展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中国与老挝、沙特等国家相关部门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探索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共创数字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典型示范。在党中央的超前布局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享誉全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
另一方面，开展平台治理，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同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次年11月，中国就主动申请加入DEPA，表达与各成员国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愿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致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贺信，以及与金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和G20领导人峰会中提出，要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在鼓励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数字经济竞争与合作方面，2021年7月，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对中国数字产业走出去做出明确指引，要求形成数字基建、消费者平台、产业平台、数据市场合力，倡导从项目型出海到生态型出海转变，不断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竞争优势，最终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同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反复强调要完善数字经济安全体系，不断探索符合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治理方式，细化平台企业数据处理规则，探索数据和算法安全监管等。在此背景下，率先掌握数据要素，主动寻求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对构筑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治理领域，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有效提高了政府精细化治理和服务能力，特别是在重大公共安全和应急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党中央强调要建设数字经济，迎接数字时代。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2015年7月至8月，国务院先后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强调互联网和大数据对传统经济的赋能效用。一方面，超前谋划布局，高度重视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通过发挥数据价值，能有效延伸和细分产业链，将过去难以充分发挥价值的要素和环节激活，释放新动能、实现新发展。
三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早在2016年9月，中国就作为G20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的重要议题。
2020年6月，新加坡、新西兰、智利三国联合签署《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实践应用，数字治理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
同年10月出台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的自评估+国家安全评估阶梯式安全评估方案，为形成数据跨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随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2021年6月通过的《数据安全法》明确提出，要围绕数据跨境安全和自由流动，积极参与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2020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强调要维护全球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链开放、安全、稳定，并积极实施国内数据立法和探索制定国际数据跨境规则。二是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在经济治理领域，政府和大型平台企业协同发力，规范行业发展，维护经济高效、稳定运行。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研究，得益于中国物联网基础设施优势，中国将在十四五时期成为全球数据生成最大国。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开拓了经济发展新空间。
2017年3月，我国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提出共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对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平台经济反垄断和企业责任等作出重要部署。
